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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盘配资门户在度量衡的计量方式上其地域性的差异也逐渐缩小

所谓“度量衡”，其含义可单独予以解释，其中“度”指长度，“量”指容积，“衡”指重量。度量衡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人类的交换行为密切相关，相传在黄帝时期已有初步的度量衡制度。到春秋战国时期，度量衡制度获得空前发展，已有对于量器具体的使用细则和管理制度，有“齐国三量”之称的战国时期齐国的“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鉌”这三件青铜量器的出土便是对此有力的印证。度量衡的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标准物的设立，以此来对他物进行衡量和换算。汉朝时，度量衡制度进一步发展，这件新朝时期的青铜方斗便是当时的量器。“斗”是众多量器中的一种。《说文解字》记载：“斗，十升也。象形，有柄。凡斗之属皆从斗。”青铜方斗上口刻有篆书铭文：“律量斗，方六寸，深四寸五分，积百六十二寸，容十升，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根据其铭文及实物测算，汉新朝时期所用的尺的长度与战国时期秦国所用的尺长大体相合，这也反映了自秦统一中国后度量衡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始皇廿六年及二世元年诏铜量，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通长30.2厘米，口宽15.1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春秋伊始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凭借自身实力纷纷展开利益角逐，从而导致了各诸侯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分裂割据致使各诸侯国纷纷制定了独特的度量衡单位和标准，在度量衡制度的设置上各行其是。在“度”的计量上，东周王室以分、寸、尺为单位，1尺相当于23.1厘米，诸侯国中的秦国、楚国和齐国基本与之一致。在“量”的计量上，周王室则与各诸侯国间大相径庭。周王室以升、斗、斛为单位，1升相当于200毫升。魏国、赵国、韩国虽皆以溢、斗为单位，但在量值上却又不尽相同。邹国、齐国、楚国和秦国在单位上皆用升和斗，但其1升所合的毫升数量却不相同。在“衡”的计量上，周王室与各诸侯国亦不同。周王室以铢、寽、两、斤为单位，其中1寽相当于1.226千克。魏国以镒、斤、寽为单位，其中1镒相当于0.3千克。赵国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1斤相当于0.253千克。尽管齐国、楚国与秦国在所用单位上大致相同，但其量值存在差别。从各诸侯国所实施的度量衡制度来看，各诸侯国间计量的标准差别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部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各个诸侯国之间不仅度量衡的标准存在巨大差异，就连同一诸侯国内部的计量标准也难以统一，从而给国家经济发展及政治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国家若不能对度量衡实施有效的控制，危害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甚至会影响国家的安危。此外，随着各诸侯国间的交往交流，在度量衡的计量方式上其地域性的差异也逐渐缩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秦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在商鞅变法中以大亩制授田与民。《说文解字》记载：“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通过授田制，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固。

青铜方斗，新（8-23年），通长23.92厘米，高11厘米，容积1940毫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至秦统一六国时，这种度量衡的混乱局面依然未完全改变。秦国试图通过变法来统一度量衡，而这与其以法家思想治国渊源颇深。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和“矩”皆代表了准则与尺度，木匠做工与治理国家虽层面不同，但道理却是相通的。度量衡从各行其是到走向统一，是由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交往日益频繁所决定的。在原始社会，生活在相对隔绝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对于交换的需求尚不迫切。随着文明社会的到来，社会分工程度逐渐向细化、深化发展，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也需要交换。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不统一的计量方式显然不利于彼此间的交换，因此统一计量方式的需求便应运而生，具有统一标准的度量衡制度也就随之产生了。

随着秦朝实现大一统，“一法度衡石丈尺”，统一度量衡的诏令得以在全国推行。统一度量衡诏令的颁布，明确了度量衡的规章制度，从而促进了度量衡制度的有效实施。为了保障度量衡制度的顺利实施，秦国不仅铸造了大量度量衡器具，诸如始皇廿六年及二世元年诏铜量等，还制定了针对度量衡器具的校订制度。汉承秦制，汉朝时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度量衡制度，各种度量衡的器具也已在民间广泛使用。西汉末年，朝政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问题严峻，国力也由盛转衰。公元8年，王莽称帝，代汉建新。王莽刚登上政治舞台即面临尖锐深重的社会矛盾，为使政权稳固、经济发展，遂实行改制。新莽时期在度量衡方面亦采取新的标准化规制，量器铸造规范，量度精准，除了有方形斗，还有圆形量器，诸如始建国元年二斗量等。汉朝不仅承袭了秦朝的度量衡制度，还设置了专门管理度量衡制度的机构，对于度量衡制度的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度量衡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对于秦汉时期经济发展及中央集权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方面，度量衡制度的确立是国家意志和皇帝权威的重要标志。度量衡由国家设计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施，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政治表征，代表了中央集权的巩固与发展。不仅如此，度量衡制度对于地方治理也具有潜在的影响力，广泛渗透政府运作的各个层面。经济方面，度量衡制度为货物交易提供了可以计量的统一标准，也对制造业的发展影响深远，进而对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征收赋税方面，基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度量衡的统一对于物品税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税收是一个国家得以正常运转的物质保障，这就存在一个征税标准的问题，而这个标准涉及社会的公平及税收的连续性，再进一步则会牵涉政治稳定和皇权巩固的问题，因此度量衡的统一意义重大。文化方面，人们对度量衡的理解已经远超工具和制度的范畴，甚至扩展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淮南鸿烈解》卷五《时则训》记载：“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绳者，所以绳万物也。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规者，所以员万物也。衡者，所以平万物也。矩者，所以方万物也。权者，所以权万物也。”这表明度量衡不仅指长度、容积与重量的具体测定，推而广之，也是对万事万物的衡量与规范。《淮南鸿烈解》卷八《本经训》记载：“故谨于权衡准绳，审乎轻重，足以治其境内矣。”由此可见，度量衡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运行及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

始建国元年二斗量，新（8-23年），通长25厘米，口径18.5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度量衡制度不仅推行于中原汉族聚居区，同时在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社会经济生活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促进了边疆各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货币作为度量衡的一种计量方式，在汉朝汉武帝设置越嶲郡之后，随着彝族与汉族间的经贸往来日渐频繁，位于西南地区的彝族就已经拥有和使用货币了。新疆在古代被称为西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也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处。西域与中原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与西域就开展了双向的文化交流。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以及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汉朝对西域实施有效管辖，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在新疆出土的汉晋时期的佉卢文与汉文文书，经考证包含有度量衡的相关信息，诸如一些计量单位信息等。根据对出土于楼兰和尼雅遗址的汉文文书的分析，对于文书上出现的斗、升、匹、寸等计量单位，结合出土于和田的上面印有汉字的汉佉二体铜钱，可以推测出汉代中原的度量衡制度已经传播到西域地区。中原的度量衡制度在西域地区的传播，不仅密切了中原与西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西域各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秦汉时期是我国度量衡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自商鞅变法实施统一度量衡的措施以来，秦汉统治者皆非常重视度量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度量衡是人们认识自然、进行生产劳动的工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为度量衡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度量衡的统一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度量衡的产生和发展涉及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及国家制度等各个方面，对于度量衡器的研究不仅要有地域性的微观视角，更要有整体性的宏观把握。度量衡思想的产生及其制度的设置、统一，对于交换贸易标准的制定、社会的良性运行、打破贸易壁垒、推行赋税制、促进经济文化交流都具有显著的规范和积极作用。不仅如此，统一度量衡还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进而有利于民族间的融合和国家的安定统一。与此同时，度量衡的统一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开创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